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、为道的区别。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，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。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。
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/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:人们求学，通常是，每天都有所收获，就被认为是好的，（却不知，这样只会在学问里越陷越深，同时也形成了越来越牢固的成见，那些都会成为一定的限制，而找不到真正的道，）所以，对求道而言，就需要每天都剔除一些东西，如私欲和成见等。像这样不断剔除，最终就会让心重新回到婴儿时候玲珑通透的状态，无欲无求，只是顺应自然。而对天地而言，这却是最大的成就。因为如果万物都顺其自然，各适天性，那么天地就会保持在最和谐的状态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作为吗？宗教的权威会随科学的进步而式微。在未来的世界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。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。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，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，甚至要纯粹得多，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。
在中国古代，专就一个人是人说，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圣人，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。问题就在于，人如欲得到这个同一，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，或甚至必须否定“生”? 由此分为出世的哲学（道教，佛教，解脱，太理想主义的，无实用的，消极的）和入世的哲学（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。只讲道德价值，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。太现实主义了，太肤浅了）两种。中国哲学致力于将出世和入世统一起来。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，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；它是很实用的，但是并不肤浅。中国哲学以为，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，就是圣人。他的人格是所谓“内圣外王”的人格。内圣，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；外王，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。既然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，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。就像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既代表他的整个哲学，同时又是他的政治思想。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。其所以如此，因为道德、政治、反思的思想、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；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。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；他自己以身载道。照中国的传统，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。每个人都要学哲学，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。学哲学的目的，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，而不是成为某种人。其他的学习(不是学哲学)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，即有一定职业的人。第一个对诸子百家试行分类的人是司马谈，《史记》中引用了司马谈的一篇文章，题为“论六家要指”
阴阳家。他们讲的是一种宇宙生成论。它由“阴”、“阳”得名。在中国思想里，阴、阳是宇宙形成论的两个主要原则。中国人相信，阴阳的结合与互相作用产生一切宇宙现象。儒家。这一家在西方文献中称为“孔子学派”。他们与别家的人不同，都是传授古代典藉的教师，因而是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者。墨家。这一家在墨子领导下，有严密的组织，严格的纪律。它的门徒实际上已经自称“墨者”。名家。这一家的人，兴趣在于他们所谓的“名”、“实”之辨。法家。汉字“法”的意义是法式、法律。这一家源于一群政治家。他们主张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成文法典的基础上，而不是建立在儒者强调的道德惯例上。道德家。这一家的人把它的形上学和社会哲学围绕着一个概念集中起来，那就是“无”，也就是“道”。道集中于个体之中，作为人的自然德性，这就是“德”，翻译成英文的virtue(德)，最好解释为内在于任何个体事物之中的power(力)。这一家，司马谈叫做“道德家”，后来简称“道家”。第二个对诸子百家试行分类的人是刘歆
刘歆将“百家”分为十个主要的派别，即十家。其中有六家与司马谈列举的相同。其余四家是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。刘歆的新贡献，是他试图系统地追溯各家历史的起源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主张，在周朝前期的社会制度解体以前，官与师不分。周朝后期的几百年，王室丧失了极力，政府各部门的官吏也丧失了职位。流落各地。他们这时候就转而以私人身份教授他们的专门知识。于是他们就不再是“官”，而是私学的“师”。各个学派正是由这种官、师分离中产生出来的。孔子的述而作。
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、孔子给与它们的解释，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。正是述而作，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，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。孔子的正名学说
有个学生问他，若要您治理国家。先做什么呢?孔子说；“必也正名乎!”。“实”应当与“名”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。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，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。因此，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。在社会关系中，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。君、臣、父、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，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。仁、义
义是事之“宜”，即“应该”。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、必须为做而做，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。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，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，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，而是为“利”。在儒家思想中，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。孔子本人就说过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“义利之辨”，他们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。人在社会中的义务，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它们的“应该”，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。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“爱人”，就是“仁”忠、恕
推己及人有两方面：“己之所欲。亦施于人”与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 ，前者为“忠”后者为“恕”。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，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。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，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。知命
但是后来的儒家，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。我们的活动，要取得外在的成功，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。但是这种配合，整个地看来，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。所以我们能够做的，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，而不计成败。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，这样，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。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也就永不失败。因为，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，那么，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，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，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。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墨子及其门徒。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。
第一点，普通的游侠只要得到酬谢，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，那就不论什么仗他们都打；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，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，所以他们只愿意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。第二点，普通的游侠只限于信守职业道德的条规，无所发挥；可是墨子却详细阐明了这种职业道德，论证它是合理的，正当的。这样，墨子的社会背景虽然是侠，却同时成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建人。兼爱
墨子的三表法。三表法是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的判断是非真假的一种标准。三表法的出发点主张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、群众的直接经验和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。 第一表，“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”；第二表，“原察百姓耳目之实”；第三表，“废（发）以为刑政，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”；墨子所谓的“兼”与“别”。坚持兼爱的人他名之为“兼士”，坚持爱有差别的人他名之为“别士”。墨子用他的“三表”来判断兼与别(以及一切言论)的是非。诱导人们兼爱（墨家功利主义） 爱别人就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，它是会得到偿还的。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很近视，看不出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。也还有一些实例，说明这样的投资根本得不到偿还。在上述的道理之外，又引进丁许多宗教的（天帝和鬼神）、政治（独裁政府）的制裁。国家起源
国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设立的，是为了把他们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。国家和国君又都是通过天帝的意志设立的。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，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。就只能够存在一义。义，墨子认为就是“交相兼”，不义就是“交相别”。这也就是唯一的是非标准。通过诉诸这种政治制裁，结合他的宗教制裁，墨子希望，能够使天下一切人都实行他的兼爱之道。新闻热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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